中企海外投资逐渐回归理性

伴随着中国监管机构对于“非理性”海外投资的遏制以及中国投资人对于海外并购战略思维的逐渐成熟化，中国跨境并购市场整体有所降温。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正逐渐回归理性。

海外投资事中事后的监管改革正在不断深化

据介绍，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主要国家对外投资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逆市而上。2016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海外并购区域仍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而产业分布趋于多元化，通讯科技、高端制造、能源公共事业和医疗健康是中国企业青睐的主要领域。”毕马威中国副主席、毕马威中国华东及华西区首席合伙人龚伟礼介绍说，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海外并购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合规性要求日益提升以及并购后如何整合等问题仍然是世纪性难题，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道路上风险重重。

毕马威中国财务咨询服务合伙人王虹分析认为，2017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中国企业在海外房地产、酒店、影视娱乐业方面的投资骤然降温。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大消费、大健康等行业的投资意愿强烈。

在毕马威相关人士看来，从海外投资大热的2016年到逐渐降温的2017年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活动正逐渐回归理性。中国延续着既定的全球化战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价值链和自身产业升级的需求，将促使其更多地实施对境外优质资产的并购。与此同时，海外投资事中事后的监管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将部分事前监管事项挪至事中事后，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与力度，也将大大提高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府审批流程的便利性和确定性。

企业风险意识越来越强

国内监管层将继续控制非理性投资，而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等国际事件也让全球经济贸易环境趋于复杂，面对内外“夹击”的大环境，中国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风险意识也越来越高。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政治环境、法律、市场和金融等众多风险，而且经常面临多种风险并存的情况。以金融风险来说，跨境资金管理一直就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难点，海外投资都会面临跨境资金流的问题，需要有良好的金融服务支持，比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跨境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就是摆在中国企业的两大难题。

据恒生中国相关负责人在“中国企业竞争力论坛：企业升级与全球化”上介绍，在跨境流入和流出方面，各有三大主要渠道：跨境流入上，一是资本项目，包括外债和资本金；二是跨境资金池，分为人民币和外币；三是融资租赁公司。跨境流出上，也分为跨境资金池、融资租赁公司和跨境放款，其中包括人民币和外币放款。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当中，跨境资金的流入、流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形式或者多形式并用的方式，这样在后续的整个资金回流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在涉及并购业务时，资金的可靠性很关键，为防之前准备的资金渠道出现问题，可以将“内保外贷”作为备胎，因为这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跨境流。

不过，当更多创新的融资方式出现后，中国企业也相应要面对由此带来的更多的挑战。联合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张伟华就提到一个例子，比如在海外平台募资时，就要注意这种融资方式的弊端，小心各种陷阱。有些中国企业抱着侥幸心理想走捷径，但是绕过境外直接投资（ODI）审批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

政治风险则主要出现在企业走出去之后的运营阶段，比如“一带一路”上的巴基斯坦，因为其重要的地缘价值无可避免会面临地缘政治的风险，像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政策调整与政府干预也是中国企业不得不面临的政治风险。比如2017年年初，谋求国际化扩张的蚂蚁金服希望收购美国汇款服务公司速汇金（MoneyGram International），在今年年初最终因未能获得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核通过而宣告失败。

眼下，国际上“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企业正处出海的敏感期，更加需要防范政治和社会风险。张伟华指出，近几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越来越受到政府政策的调控和指引，相应地，国外的卖方也会比较关注中国政策变化的风险分配，中国买方一定要在交易里加入中国政策变化的风险由谁承担的细则条款。张伟华表示，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一定要注意政策的风险。“政府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政府的动向。

转自：中国贸易新闻网